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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于2006年8月入职某航空公司，担任客舱某部乘务长。2019年4月执行航班期间，王某被发现在客舱内吸电子烟。2019年7月，某航空公司依据2019年版《客舱服务部空勤人员绩效考核办法》中有关乘务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违纪可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关系。王某不服公司上述处理，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在执行航班期间在客舱内吸电子烟的违纪事实证据确凿。本案争议焦点为吸电子烟是否属于严重违纪行为。王某认为，公司规章中并未明确提到执行航班期间禁止吸电子烟，且目前无法律法规将吸电子烟纳入吸烟范围，电子烟为电子设备而非点燃的烟，不属于民航禁烟文件管控范围。对此，《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中安全保卫工作规则》明确规定，航空器上的扰乱行为包括“吸烟（含电子香烟）、使用火种的”，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关扰乱航空器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的行为可处警告、罚款乃至拘留处罚的规定，王某在客舱内吸电子烟的行为显然已违反相关规定。王某作为乘务员，理应较普通主体更清楚知悉安全飞行的各项要求，其明知故犯的行为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性质恶劣，危及公共安全，构成严重违纪行为。航空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无需向王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谢某于2019年8月入职某科技公司，担任硬件工程师，并签收了《员工手册》。2019年11月，某科技公司以谢某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12月，谢某再次入职该科技公司，岗位不变，但未签收《员工手册》。2022年5月，某科技公司以书面形式告知谢某迟到和早退的申报程序及违反后果。后谢某分别于同年6月16日、18日、19日、28日多次迟到，且均未按规定申报并提交调休单。公司遂依《员工手册》先后给予其五次警告并出具员工过失报告单，谢某拒签后两次警告过失单。后公司以谢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谢某认为其未签收《员工手册》，公司不得以此作为处罚及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谢某在职期间因迟到等行为先后收到公司五次警告过失单，违纪事实清楚。其不仅违反了公司关于迟到早退主动申报的规定，也有悖劳动者应遵守最基本劳动纪律的要求。谢某虽只在第一次入职时签收了《员工手册》，但双方两段劳动关系间隔较短，在此期间《员工手册》内容未有变更，且公司在迟到早退主动申报通知及员工过失报告单中均再次明确告知《员工手册》相关条款，谢某从未就此提出过异议。据此，法院认定某科技公司根据《员工手册》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于法有据，某科技公司无需向谢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顾某系某物业公司三名股东之一，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职务。2019年6月，某物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王某。后顾某自行前往银行办理某物业公司网银U盘变更手续，并在未告知公司其他股东的情况下，使用网银操作公司账户，向无关案外公司转款32万余元。某物业公司遂以顾某“违规转移巨额资金，属于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顾某认为，其转移资金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未损害公司利益，遂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顾某虽主张其变更网银管理权限并对外转账三十余万元系履职行为，但其并非公司财务人员，对为何隐瞒其他股东进行上述操作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该行为有违顾某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诚勤勉义务，客观上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公司据此解除与顾某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陈某于2012年6月入职某安保系统公司，担任销售经理，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为2017年7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公司的《商业行为准则》中“避免利益冲突”章节规定“如果某位员工本人、其配偶或伴侣、近亲属在另一家公司参股或担任高管，并且有可能影响本公司与该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导致潜在利益冲突，在此情况下，只有事先向公司提供书面情况说明并获得管理层批准后，才允许与该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准则同时规定了违反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案外人某实业公司系某安保系统公司供应商，某实业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与陈某于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间存在婚姻关系，但陈某未向公司作出书面说明。2019年8月，公司以陈某违反《商业行为准则》及《员工手册》相关规定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陈某认为，公司未规定申报程序，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事早已知晓，遂致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安保系统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状况，为防止利益冲突而制定《商业行为准则》系公司行使正常管理权，于法不悖。该《商业行为准则》要求员工对业务往来中可能导致公司利益减损的配偶、亲属关系向公司进行报备。陈某虽确认其与公司供应商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但未将此情况向公司申报，并辩称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此知晓，且公司并不存在申报规定。经查明，某安保系统公司《商业行为准则》中明确规定“只有事先向公司提供书面情况说明并获得管理层批准后，才允许与该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此规定即要求员工主动向公司汇报相关情况。在陈某未能举证证明公司已知晓的情况下，其上述隐瞒行为属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于法有据。

万某于2004年7月1日进入某技术公司处工作。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劳动者虚假报销、不实报销、未按公司规定提供原始票据的，构成严重违纪，公司可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后公司发现万某提交报销的出租车发票存在同车连号，不同车连号，发票号码大的乘车时间在前、发票号码小的乘车时间在后等不合理情形，遂于2020年5月以万某工作期间存在多次虚假报销行为为由，认定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解除与万某的劳动关系。万某认为，其报销的发票均已经过公司审核并支付完毕，公司构成违法解除，遂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对某技术公司的规章制度将虚假或不实报销规定为严重违纪行为系明知的。根据某技术公司提交的证据，万某提交的发票确实存在大量连号、发票时间与号码不对应等异常情形，万某对此未能给出合理解释。万某虽然主张其报销款项已经公司审核并发放，但万某利用虚假发票套取公司报销款项的行为客观存在，该行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构成严重违纪。公司据此解除与万某的劳动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无需向其支付赔偿金。

2009年7月，许某进入某卫浴公司的关联企业工作，2019年6月其劳动关系转入某卫浴公司处，担任销售，工作年限连续计算。许某与某卫浴公司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某卫浴公司执行的员工及亲属内购公司产品福利政策规定正式产品不得转售，呆滞品和全员营销模式下的产品可由员工向亲友销售。在案外人梁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某卫浴公司商标的商品被立案侦查过程中，警方在梁某处查获某卫浴公司的产品出货单客户联，记载的客户名称为许某，且梁某有向许某的支付记录。某卫浴公司据此认定许某违纪转售公司产品，遂以许某侵害公司利益及从事兼职为由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许某不服上述处理，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卫浴公司有多种销售模式，部分产品允许转售，部分产品不允许转售。然诉讼中，某卫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以区分许某出售的产品究竟属哪种品类，适用何种销售模式。公司规章制度所禁止的是转售正式产品，但根据在案证据，难以证明许某存在将内购正式产品对外转售的行为。对于是否存在违规兼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许某转售某卫浴公司商品的行为并不构成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综上，某卫浴公司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蒲某于2019年3月入职某贸易公司。2021年4月某晚，蒲某与另四名公司员工聚餐时因琐事争吵，并发生轻微肢体冲突，造成同行他人不同程度的人身损伤及其他物损。后民警到场处置调解，未对蒲某采取治安拘留或其他强制措施。事后，某贸易公司认为聚餐系工作关系的延续，蒲某上述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遂向蒲某送达了辞退通知书。蒲某不服公司上述处理，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定，某贸易公司关于晚间聚餐应视为工作关系的延续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公司相关规章制度亦未有关于员工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以外的行为要求。至于当日发生冲突的起因，蒲某是否存在主动挑起争端、故意毁坏财物、殴打他人行为等违法情节，结合公安机关对当晚“肢体冲突”事件的认定中并未进行责任划分的处理结果，无法推定蒲某存在主观恶意。据此，法院认定某贸易公司解除与蒲某之间的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应向蒲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刘某于2018年3月入职某出租汽车公司，担任网约车驾驶员。某出租汽车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年累计旷工达到24小时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依法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20年7月，公司以刘某在同年6月8日、9日、15日、23日、24日五次拒单，车队召回教育后仍我行我素，也不上线接单为由认定其构成无故旷工达到24小时，进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刘某认为，其不存在拒单行为，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某出租汽车公司内部规定，网约车驾驶员在专车软件上在线接单即为上班，公司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为其派单，若驾驶员拒单则按旷工处理。本案中，公司是以刘某拒单五次，年累计旷工达24小时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然法院经审理查明，在公司主张的五次拒单行为存在不同情形：第一次，刘某谎称公司领导不付车费而拒载，应认定为旷工；第二次，刘某因手机故障未接单，且已向车队报备故障情况，不应认定为旷工；第三次，交警误认为刘某存在违规行为拦下其车辆，刘某正接受检查时收到派单，客观上无法继续出车，不应认定为旷工；第四次及第五次，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刘某故意拒接派单电话，不应认定为旷工。综上，刘某仅有一次旷工行为，累计旷工时长不足24小时，公司系违法解除。据此，法院判决某出租汽车公司向刘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陈某于2007年8月入职某食品公司工作，2014年8月1日起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陈某于2017年10月起担任公司大客户部负责人。2019年1月，某食品公司发现其员工柏某存在系列不当行为，包括隐瞒退货真相和损失情况、以转赠形式隐蔽处理退货费用等。某食品公司认为，陈某作为领导负责审批柏某相关工作申请，但未能及时向上级汇报柏某上述情况，造成公司损失，构成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遂对陈某书面警告一次。2019年1月，某食品公司又以杜某未按照实际发生金额预提费用，导致其多申请了85万余元为由，认定杜某的申请经陈某审批通过，陈某的行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造成公司损失，再次对陈某书面警告一次，并以陈某两年内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警告达到两次为由，解除与陈某的劳动合同。陈某认为，公司解除行为违法，其两次行为均不构成违纪行为，遂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第一次书面警告，首先，虽然陈某对柏某在案外人货物库存高的情况下继续向案外人发货的决定负责最终审批，但向案外人发货的意见是经陈某下级逐级审批后提交至陈某处，陈某有正当理由相信该意见具有一定合理性。结合案外人如果缺货则某食品公司将被该案外人罚款的情况，陈某同意该决定也具有管理决策的合理性，不应当据此认定陈某履职不当。其次，考虑到陈某所在部门在柏某将案外人退货商品转为给予案外人的赠品决定中只起到辅助作用，直接操作人员及最终决策者均为其他部门人员，陈某只是在决策过程中参与“合意”，并无最终决策权，且陈某曾就此向最终决策者进行汇报，某食品公司亦认可最终决策者对此知情，故该决定的责任也不能归责于陈某。故某食品公司第一次书面警告缺乏相应依据。关于第二次书面警告，陈某虽然负责杜某结果签呈的最终审批，但为造成任何损失，故第二次书面警告亦缺乏依据。据此，法院认定某食品公司系违法解除其与陈某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公司应当支付陈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殷某于2016年4月入职某茶业公司。双方签署的《商业秘密保护及竞业禁止协议》约定，殷某不得泄露公司不公开的财务状况、财务资料和薪酬制度等。此外，殷某签字签收的《员工手册》载明，员工违反保密制度的，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在双方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因殷某为公司已离职员工提供殷某自身的工资明细，公司向殷某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殷某不服上述处理，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殷某将其本人的工资银行明细提供给案外人用以诉讼，既是员工对其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也是配合审理该案的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之需要，该行为具有合理性。殷某披露的是自己的薪酬内容，非公司整体的薪酬制度，实际未达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程度。某茶业公司据此解除与殷某之间的劳动合同，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某茶业公司应向殷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